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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源流

发布时间:2017-03-16来源:

    一、方志的起源
中国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
1. 国别史
周朝建立后,分封了许多诸侯,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专司纪事编史之职。晋《乘》、楚《 杌》、郑《志》、鲁《春秋》等均是由这些史官编纂的国别史。周天子亦设有官吏掌管各地史籍。《周礼?春官?外史》: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 杌》”。小史“掌邦国之志”。郑玄注曰:“若《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称《郑书》之属也”。这里所说的“四方之志”和“邦国之志”,就是指周天子属官“外史”、“小史”所掌管的国别史。这些由史官所编纂的各诸侯国的国别史,相对于周朝来说,均已具有地方史志的性质。
2. 地理书
方志还导源于古地理书。“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总结前人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地理书籍,其中最著名的为《山海经》和《禹贡》两书。
《山海经》,作者不详,战国时成书,秦、汉两代又有增补。全书凡18篇,3万余字,分《山经》5篇、《海经》13篇。《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刑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多列为地理书。该书以山经为纲,载山川、道里、民族、邦国、神话、宗教、物产、动植物、风俗等,考其内容,已初具原始方志的性质。事实上,此书对后世的方志编纂确有较大影响。有些古方志如南朝齐陆澄的《地理书钞》、宋黄裳辑补的《九域志》等,多效法此书。后世方志中的某些内容也多有源于此书的痕迹。
《禹贡》系古代典籍《尚书》中的一篇。内容分为总纲、九州、导山、导水、五服等部分,战国时成书。此书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将每州内的山脉、河流、湖泽、土壤、物产、田畴、贡赋、交通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作了简明而又系统地记述。它是我国最早分区记载一方地理、物产、民情、贡赋等情况的专著。因此,历来被地理、历史、方志学家所重视,推为后世方志的渊源之一。著名的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和宋代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均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分道、路来确立全书结构,然后再进行记述。
3. 地 图
方志的起源与古地图也有密切关系。我国地图的出现年代很早,据考,最迟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使用地图。《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辩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坞之名物。”郑玄注:“土地之图,若今(指汉代)司空郡国舆地图”。除《周礼》外,在《尚书》《诗经》《管子》等书中,亦都有关于地图的记载。这些地图标明了行政区划、山川、土地等情况,可惜的是,这些地图今已不存。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地图是汉代的,此图系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上面画着西汉初期长沙国西南部七八个县,位置清楚准确。
方志的起源除上述三个主要方面以外,一些古代经典如《周礼》等,也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周礼》(亦称《周官》)。《周礼》主要记载周王室官制,全书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6篇,其中《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每篇又分上、下,合为12卷。其中《地官司徒?大司徒、土训、诵训》、《夏官司马?司俭、职方》、《春官宗伯?保章氏》职掌各地的社会风情、天文地理、物产财用等。如《夏官司马下》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接着,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九州,分别叙述各地的山川、湖泊、薮泽、人民、物产、财用等,这些内容,均为后世方志所具备。《周礼》这种分地域记事的特征,正是后世方志的基本特点,由此可见《周礼》与方志的渊源关系之一斑。此外,《周礼》还是最早出现“方志”一词的古籍。如前所述,《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又《周礼?地官?诵训》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自此之后,“方志”一词一直沿用至今。
二、方志的发展演变
如前所述,方志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地图和其他典籍的特点,并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演变发展,走向成熟。纵观方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前期的各种方志,内容不够全面,体例不够完备,多数近似于地理书(这也是认为方志是属于地理书论者们的依据和渊源之一)。后来,逐渐增加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物等内容(这是认为方志是属于历史书论者们的依据和渊源之一),体例已渐趋完备,到宋、元时基本定型。其演变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主要著述形式大体如下。
1. 地 记
地记作为方志演进过程中的早期代表性形式,最早出现于西汉,两晋、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要形式。地记记载的内容一般是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等,神话和传说的成分较多,尚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艺文,内容和体例均不完备,仅处于方志发展的初期阶段。较早的地记现存书目者,有西汉王褒《云阳记》、东汉李尤《蜀记》、朱 《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6种,今均不存。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所列粗略统计,三国地记有14种,两晋地记43种,南北朝地记50种。
2. 地 志
地志最早出现于东汉,仅知有陈术《益州志》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有所发展。据粗略考察,三国时有蜀国谯周《益州志》和吴国韦昭《三吴郡国志》等4部地志。两晋时有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常宽《蜀志》等12种。南北朝时有梁萧绎《荆南地志》、陈顾野王《舆地志》等9种。到隋唐时期,地志开始趋于衰落。唐代仅见存陆羽《吴兴志》和凌准《 志》两种著录。至宋代,地志基本消失,为图经和方志所取代。从方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地志的发展虽然比不上地记兴盛,但由于它所记载的内容相对广博,统合古今,而且是横排门类,已具方志雏形。如著名的《华阳国志》,内容遍及巴、蜀、汉中、南中之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又载公孙述、刘二牧、刘备、刘禅等以及两汉以来较著名人物、梁宁益三州仕女等,颇近后世方志之体,开创了地方志综合编纂的先例,为后来方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 图 经
又称图记、图志,作为早期方志的一种重要形式,图经是从地图发展而来的。图,即地图及宫室等实物图;经,即对图所作的文字说明。现知最早以图经为名的是东汉的《巴郡图经》,此书早佚,仅在《华阳国志》中保存有一点关于此书的记载。两晋南北朝时,地记、地志盛行,图经发展缓慢。隋代,图经始呈盛势。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在短短30余年间,修图经6种,如虞世基、郎茂的《隋诸州图经籍》、《隋州郡图经》等。唐代,图经又有所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规定,各州郡每三年需编修图经一次并上报朝廷,后改为每五年一修。据考,唐代图经仅见于存目者即达16种。但可惜其中除《沙洲图经》、《西州图经》因存于敦煌鸣沙石室而得以幸存残卷外,余均不存。宋代,图经发展到全盛时期,现存目者即有200余种,其中很大一部分系北宋时编修,如《祥符州县图经》《严州图经》等。此时所修的图经内容丰富广博,统合古今,与后来的方志已无大异。
4. 方志的定型与发展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不仅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超越前代,更重要的是,方志的内容和体例有重大进步,趋于全面和完备,曾经盛行一时的图经已逐渐被“志”所取代,从此以后,方志进入成熟阶段。
宋代方志在体例上突破地志、地记等的内容和形式,逐渐趋于定型。以前的方志多详于地理,略于人文,或专记某一方面。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200卷,突破了前志的框架,除仿效《元和郡县图志》门类外,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土产等数门,特别是因人物而详及官爵、诗词、艺文,自此,方志内容包罗万象,将记地与记人、自然和社会结合起来。这一重要突破,使方志从地理范畴迈向了史学领域,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价值,影响了后世方志的发展。在体例上,宋代方志因应内容上的变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有三种形式,即以《吴郡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以《咸淳毗陵志》为代表的纲目体和以《景定建康志》为代表的纪传体。其中犹以《咸淳毗陵志》为代表的纲目体对后世影响最大。该志凡30卷,采取先分纲再设目、以纲辖目的体例,层次清晰,纲举目张。这种体例形式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方志保存资料的需要,且机动灵活,与方志内容无所不包、复杂多变的特点甚为契合,故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方志在宋代逐渐由图经演变为“志”,除了历史发展到此时,不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已经有了内在的求变的需要外,在技术上,也提供了这种“变”得可能。北宋时,毕 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此之前,只能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时印图比印文字要方便快捷,故图经能得其所哉。但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印文字比印图反而要更方便快捷,所以“经”的分量逐渐加大,而“图”的分量逐渐减小,最终演变为“志”。但“图”作为方志的七种基本体裁形式之一至今犹存,所谓“图文并茂”仍是现代方志的基本要求之一。
至元代,方志的编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除继续编修各级志书外,最突出的是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统志。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命大学士扎马剌丁会同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纂《大元一统志》,凡755卷,内容宏富,体例周备。全国性总志“一统志”之名自此而始。
到了明代,方志更趋发展。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共修纂各级各类志书2892种,比宋、元两代方志的总和还要多4倍。有明一代,各朝皇帝均多次下诏修志。永乐十年(1412年),朝廷颁布了《修志凡例》16则,规定志书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以及各类的编写原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较完备的修志凡例。此后,全国修志的体例渐趋规范一致。
清代是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各省、府、州、县均设有志馆或志局,共修成各类志书4889种,鸿篇巨制,迭见层出,且志风更趋严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大清一统志》。修志的体制也更加规范化,朝廷一再诏令全国修志,雍正时更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志每60年修一次。
进入民国后,虽治少乱多,但修志的传统却并未中断,且志书的内容、体例、文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1928年12月,内政部颁《修志凡例概要》22条,于各省修志的机构设置、内容、纲目、编纂方法、审核办法、出版印刷等均有详细规定。1930年1月,内政部又通令各省督修县、市志,各省闻风而动。如热河省规定,凡6个月之内不能修竣县志者,即将该县县长“撤差严办”。抗战期间,虽烽火连天,修志仍未中断。1943年7月,湖北省颁发《湖北各县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县成立县志馆修志。次年5月,内政部再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规定省志30年修一次,县、市志15年修一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于1946年10月重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督令各地修志。整个民国年间,全国共修志1571种。考虑到民国仅存37年,且战乱纷扰,这一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创新,因概述、章节体的创立,大事记、大事年表的普遍设置,传统的统属结构已开始打破,编纂方式也开始采用照片、现代地图等。至于篇目设置,因记载内容的变化,改变就更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56年,湖北省以文史研究馆为主体,成立了省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并颁发《湖北县市简志凡例》。同年,国家组建了中国地方志小组,领导全国地方志工作。1958年,中国地方志小组起草了《新编地方志体例(草案)》和《县志编纂条例(草案)》,全国修志随之启动。在此次修志中,湖北出版有《浠水县简志》《咸宁县简志》《孝感县简志》《黄梅县简志》《汉川县简志》《石首县志》。其中《浠水县简志》质量较高,当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此次修志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多地记载了阶级斗争等政治内容,加上准备不足,体例不精,成书粗糙,且多为简志,质量普遍不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修志中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志编纂工作迎来了春天。1979年8月,湖南省率先成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志》的编修工作。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方志。”胡乔木振臂一呼,全国景从,湖北省于当年12月成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始全省三级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1983年4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领导全国修志工作。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首届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6000余部,已出版5000余部,完成了规划任务的88.8%。目前,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颁发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修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