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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属性、特征和功能

发布时间:2015-09-08来源:

    一、方志的属性
  方志的属性,是指方志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特性,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基石。它关系到新方志的编纂质量,也关系到新方志学的创立与发展。但是,这个问题,历史上方志界颇多争议,主要是围绕着方志是“地理书”还是“历史书”的问题而展开的。
  1. “地理派”和“历史派”的争议
  地理派认为,方志源于《禹贡》、《周官?职方》等先秦地理著作,按一定行政区域,记载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物产艺文、名胜古迹等,所以,它是地理书。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宋代欧阳? 在自己撰述的方志《舆地广记》中更是开宗明义的指出方志属于地理性质:“地理之书,虽非有深远难见之事,然自历世以来,更张改作……,予不佞,自少读书,私尝留意于此,尝自尧舜以来至于今为书三十八篇,命之曰《舆地广记》。”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王象之亦持此论。元代黄 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王晓岩《历代名人论方志》,1986年1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至清代,著名地理学派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谢昆等也主张“志乘为地理书”。民国时期,梁园东说:“中国之地方志,以今日视之,实为不完全的地理书。”(黄苇等著《方志学》,1993年6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方志为地理书的观点,也反映在目录学上,从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到《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正史与《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把地记、图经之类的志书,归入地理类。清代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补逸》、民国时期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今人方国喻的《云南史料目录概况》、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也大都将方志归为地理之属。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首有《中国古地理志丛刊》的提示,仍有人视方志为地理的附庸,而不是一门专门的学科。
  “历史派”认为,方志是历史书,属历史学范畴。早在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就说过:“方志若古之国史”。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其重典也。”元代的杨维桢、杨敬德、许如霖,明代的康海、王世贞、张居正、李东阳、冯梦龙等很多学者皆持此论。如果说此前还只是把方志比之为史的话,那么至清代,已有许多学者把方志正式归为史属,其中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当属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章氏力主“志属史体”,康乾间与学者戴震进行公开论战,一再强调“志乃史裁”、“方志国史要删”、“志乃一方之全史”。不但如此,章学诚还把他的理论运用于修志实践,他在主持编纂《湖北通志》时首次把他创立的“三书体”付诸实施。所谓“三书体”就是把整部志书分为三部分,即“志”、“掌故”、“文征”,其中“志”是全书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以纪、谱、考、传四种体裁分为四个门类,为作者根据资料撰述而成;“掌故”录存典章制度,“文征”记录文献典籍,这两部分都是志书的资料部分。章氏创三书体,主要是想把志书的资料与著述分开,使著述部分能发挥学者之长,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把志书真正当成“史”来编纂。这里我们撇开“三书体”的科学优劣不谈,至少章氏“志为一方之全史”的观点对后世直至当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确凿无疑的。清末至民国间,一些著名学者,如梁启超、傅振伦、吴宗慈、李泰 、寿鹏飞、翟宣颖等人,也都认为方志是史书,言“志乘为郡国正史”,有言“某县志,即某县史也”。今人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其《史学概论》中称“方志是地方之史”。台湾学者林献堂、黄纯青、林熊祥等人均持“地方志是地方史”的见解。地方志书属于历史学科的观点,在历代目录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尤其是在明代,许多私家图书目录,都把地方志书区别于地理书而列入史部。如朱西宁在《万卷堂书目》中,首次把“方州之志”作为史部的一个独立门类。其后,陈第编的《世善堂书目》、祁承蹼编的《澹生堂藏书目》,均在史部下设有方志一门。清代,徐乾学编的《传是楼书目》、汪宪编的《郑绮堂书目》等,都在史部中为方志设立了专门类别。
  2. 志兼史地两性说
  民国年间,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地理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此历史背景下,有些学者提出了“志兼史地两性”的新见解。认为:方志不仅以地域为记述空间,具有地理性,而且以一定的时间为断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地方志书融合地理、历史两种学科的特点。朱希和为《新河县志》作序时指出:“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长,乃为善志。”著名方志学家、目录学家朱士嘉则称:方志“盖无异一有组织之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也。书之关系一方者,统称志。”方志学家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著名学者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明确提出了“两标”说,称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惟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今立两标,实明一义,即方志者,一、地志之历史化;二、历史之地志化。”之后,于乃仁亦持此论,他说:“方志者,亦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地理也。”“初因地理书演变而成,至宋增人物艺文,体例渐备。”(杨静琦、于希贤主编《地方志与现代科学》,1989年5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也有人持“两标”之说,台湾学者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中追述地理、历史合流情况时说:“自北宋之初,地方史与地方地理方始合流,成为地方图经,后人称为地方志……,故谓两种合流始于北宋似乎不太误。”今人持史地两性论者也不在少数,学者仓修良称:“方志的性质是‘亦史亦地’的著作,即既有史书记载的内容,又有地理著作的性质,特别是前期,后者性质更为明显。”
  史地两性说,既接受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关于“志即是史”的主张,又辩证的指出了史与志的区别,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折衷论,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笔者认为,不论是“历史派”与“地理派”的争论也好,还是“史地两性说”也好,实际上是在一个大前提上陷入了认识误区:即什么是“地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而考察历代地方志书,不论就其体例、还是内容各方面来说,显然都与地理学的要求相距甚远,如果说它们与“地”字有什么特别关系的话,那也仅仅局限于地方志书是记载地方之事,具有地域性,即所谓“越境不书”。显然“地理”和“地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仅仅因为地方志书具有地域性就把它归为地理书,那地理书也就未免太多了,诸如地方史以及各种各类的记载局限于某一地方的书籍难道都是地理书吗?更何况“地域”乃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于全省来说,县、区是地方;相对于全国来说,省、市是地方;而相对于全世界来说,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地方,我们总不能据此就断定说:凡是记载中国区域内事物的书籍都是地理书吧。至于说地方志是史书,那是因为不懂得史志的区别所在,关于这一点,业内早已有充分讨论,并已形成共识,这里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就不赘言了。
  3. 资料性著述是方志的基本属性
  建国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在全国普遍开展以来,随着修志工作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方志界对方志学科属性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较为广泛深入的研讨,已基本达成共识:资料性著述是方志的基本属性。这一共识目前已通过国家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国务院第467号令,公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条例》第三条对方志属性的定义是:“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方志从萌芽开始,就具有资料性的特征。古人修志,都十分重视对资料的征集、整理、考订和核实。网罗资料力求全面,巨细无遗,多多益善。注重六科案牍、经史典章、诗词文赋、金石碑铭,乃至街谈巷议、知情人物的口碑资料等,尤其重视实地采访调查、征集实物,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倡“据事直书”,反对“信笔乱真”。历代封建统治者均视方志为“朝史之要删”,为使志书“可裨实用”,对方志的资料性要求很严格。如明朝永乐十六年颁发的《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二条中,对记述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自前代至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并永乐十年之数,悉并采之”。方志历来都是由撰述和记注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志书的著述部分,后者是重要的原始资料的辑存。如前所述,清代章学诚创立的“三书体”,将志书分为志、掌故、文征三部分,其中掌故和文征就是原始资料,较好地解决了著述与保存重要资料的矛盾。正是由于方志具有广博、翔实、可靠的资料,历代方志才成为其他著述所无法替代的经世致用之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历代还是当代,所有应用志书为现实服务的例子,即所谓“读志用志”者,无一例外,均是运用方志所载的资料,而不是其他,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但是,我们强调方志的资料性是有前提的,即方志的资料必须真实、科学。方志界普遍认为:方志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科学的资料。这里有一个概念必须厘清,即:真实的资料不一定是科学的资料,但科学的资料必定是真实的资料。如写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足之处,如果钻牛角尖,突出集中的渲染失误,而对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那就距事物的本质相去甚远了,这样的资料,也许是真实的,但决不是科学的。所以,方志的资料是在一定思想观点统率下的资料,能够反映所记事物的规律和本质面貌,显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它又带有著述性,是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体。同时,志书的资料性,又是通过结构的整体性、篇目的科学性、竖写的阶段性和完整性反映出来的。志书的著述与史书的著述是有区别的,“志为史观”,“志为实事”。“志为实事”并不是没有观点,志书的观点是寓于事实之中,即寓观点于叙事之中。通过对资料的取舍、科学的排列等手法,而不是直接发议论的方法来表达编著者的观点,这又称作“述而不作”或“述而不论”。“述而不作”实际上是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它的好处,一是能保证志书容纳和保存的是寓观点于其中的资料,而不是议论、评论和判断;二是有利于保持资料的真实性、稳定性;三是避免志书内容变形或政治化倾向。
  二、方志的特征
  地方志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地方志本质属性的基本特征。属性决定特征,特征体现属性。同时,除反映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外,地方志的本质特征还要反映地方志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归纳起来,方志的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地域性
  或称区域性、地方性,这是方志的首要特征。方志都是以特定区域为记述范围,大者一省,次者一市、一县、一区,小者一个乡镇乃至一个村、街,均以各自的行政区域为空间范围来编纂志书。其他各类专志或杂志,也无不是以一定区域内的某一类事物作为自己的记述对象。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欲修志书,先明地域,不可越境而书,古往今来的各级各类志书,概莫能外。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发展历史不尽相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因此,方志的地域性特征在志书中表现为志书必须突出地方特色,这一要求也被普遍认为是评价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地域性并不是方志所独有的,还有其他著述如地方史等也具有此特征,但具有地域性确是方志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
  2. 综合性
  地方志号称一方之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一地从自然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举凡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各门类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不但记大事要事,也记有意义的小事,乃至奇闻轶事。以记现状为主,也记历史,强调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最起码也要求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即便是专业性志书,也要求对本行业(或部门、学校、企业等)从组织领导、机构设置、行业主体,乃至精神文明建设、人物等各方面全覆盖记述。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著述比方志更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
  3. 资料性
  资料性是方志作为一种著述的本质特征。方志的任务不是探索、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是需要客观、全面、准确地记述一个地方断限内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志虽然不去探索、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但客观上却要求做到能够反映规律。资料性决定了方志的功能和价值,从而决定了修志的目的。方志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来自政府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地方文献、金石碑刻、调查采访、实地踏勘等,多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程度高。同时,由于方志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之便,更增加了方志资料的真实可靠度。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为史学和其他学科积累系统而科学的资料,为当政者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由方志的根本任务所决定,他的记事不采用论说体,而采用记述体,严格做到“述而不论”,寓观点于史实记述之中,凡属没有资料价值的一切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一概不用,这一点,为方志的资料性提供了编纂操作上的技术保障。
  4. 权威性
  地方志是“官书”,编纂地方志是“官职、官责”。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在封建社会,多有皇帝颁发诏书,谕令修志者。如明洪武九年,朱元璋诏令天下州郡县纂修志书;十一年,又诏令郡县纂修图志。民国时期,191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令各地纂修志书。192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各省、县一律修志。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更是把地方志工作明确规定为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之一。地方志的官书性质,再加上它在资料上的可靠性,使它成为具有较强权威性的著述。
  5. 连续性
  方志的连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和形式的连续性。在内容上,一般首修志书都贯通古今,所记各类事物,探本求源,无不备载;至于续修志书,其记述上限一般也要求与上届志书的下限相接,以使所记内容能连续起来。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体例样式和记述方法,虽然后代,尤其是当代,多有创新,但一些基本的形式和原则,如横排竖写、述而不论、生不立传等,是从古一直延续至今的。二是志书编纂的连续性。一个地方的志书首修后,每隔若干年,总要再修一次。事实上,方志作为官书,历代统治者多次下诏修志,有的还明文规定续修的年限,如清雍正时就曾下诏,各地方志60年续修一次。在当代,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更是以国家法规的形式,将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续修时间定为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方志的连续性特征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一,长期连绵不断的记载,使方志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优良文化传统,从而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其二,方志的连续性记载,使得各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方面资料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有些资料,单个孤立的看,也许并不足奇,但如若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连续起来看,其规律性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这一点对于科学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三、方志的功能
  方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这些功能经古今学者的长期研讨,成为广泛共识,是对方志功能、作用的科学总结。当然,这三大功能,在不同性质的社会里,其内涵是有本质不同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旧方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通过记人述事,宣扬三纲五常,褒扬忠孝节义,以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社会主义新方志则是为社会主义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因此,新方志的三大功能赋予了新的内涵。
  1. 存 史
  所谓存史,就是将一定地域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记载下来,保存下去,供今人和后人查阅参考。方志是资料性文献,它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系统、翔实、可靠的资料。在方志的“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中,“存史”是基础,是源泉,如果没有资料的保存作支撑,什么“资治”、“教化”都无从谈起。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在谈及方志为现实服务的实例时,往往多为“资治”、“教化”方面事例,于是其“存史”功能便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方志“存史”与“资治”、“教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关系一样,没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用理论就会止步不前。但是由于受功利思想的影响,当今学子们在报考大学时,对应用理论趋之若鹜,基础理论却相对受到冷落。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受到影响。所以,方志的“存史”功能必须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否则,直接后果是方志的资料工作受到影响,无异于釜底抽薪,自毁长城。
  2. 资 治
  有的人简单的把“资治”理解为“资政”,或干脆改“资治”为“资政”,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资政”的内涵远比“资治”为小,如果这个“政”指的是“政治”,那么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就不在其内了;如果指的是“政务”或“政策”,范围就更窄了,这就使方志的“资治”功能打了一个大折扣。所以“资治”就是“资治”,决不能简单理解为“资政”。方志的资治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向领导机关和决策者提供决策借鉴、依据和参考。方志乃一方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对领导者认识地情,明长识短,进行科学决策,可以发挥参谋和智囊作用。在此方面,新方志已取得了明显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在制定近期或中长期发展规划及远景目标时,借助于新编地方志书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二,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如为招商引资提供依据,发掘地方特色资源和优势,为建设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提供历史借鉴,为创建地方名牌产品和恢复传统土特产品提供信息,发掘和恢复地方文化品种如地方戏、曲、歌、民间故事传说等。其三,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史料和依据,如我国独有的历史气候学就借鉴和研究了旧志中大量的历史气候的记载信息。
  3. 教 化
  有的人误认为“教化”一词含有封建的意味,便将其改为“教育”,实际上这也是陷入一个认识误区。“教化”一词本身并没有什么褒贬之意,更不存在任何阶级性。今天,我们讲方志的“教化”功能,指的是方志对人们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意思。“教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通过方志这种文化产品的长期熏陶,对一个地方的人们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作用,日积月累,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乡风和和谐的社会氛围。恩格斯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而要爱乡,首先就要知乡。新方志全面、准确地记述了一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富饶资源、经济成就、名优特产、灿烂文化、名人英模等,记述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方面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程,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全面振兴中华的深刻道理。由于志书记载的是人们的身边之事,看得见,摸得着,听起来觉得熟悉,谈起来感到亲切,就更容易起到教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