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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撰写的一般原则

发布时间:2017-12-04来源:

    方志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千年而不衰的优良文化传统,产生诸多的社会功能,在学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与它的一些特殊编撰原则有关的。新编地方志在继承传统的编撰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进一步创新、发展和完善了这些原则,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① 划定疆界,越境不书。地域性是方志的首要特征。地方志书都是依据一定行政区域范围,记载一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不能信笔由缰,越境而书,喧宾夺主。当然,为了交待背景,或为比较差异,或为反映本地经济、文化与外地的联系等,并不排除有针对性地引用外地的资料。但这种引用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记述本地人、物、事的需要,是“以我为主”,绝不能把外地资料当作主体来记载。因而在引用外地资料时必须要有量的限制,选材要精当,记述要简明,在总体上要做到不越界、不过境。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乃至跨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如果墨守陈规,认死理“越境不书”,那有些关系就不好处理了,容易造成因果不彰,要素不全,从而降低志书的存史资治价值。
    ② 述而不作(论),寓论于述。指在撰写志稿时,要忠于史实,客观记述,不加褒贬、分析、评论,更不能妄作结论。但方志编撰是有指导思想的,编撰者虽不直接阐明观点,但要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用翔实的资料来说话,用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资料来体现正确的观点。这一原则,是由方志的资料性、可靠性、著述性和功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当代修志,隔代修史,是我国的历史传统。但不论是修志还是修史,编撰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是当代人。而每一个人,无论其学识水平有多高,对当代的认识都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局限。因为历史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其是非功过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史可以议论评价而志却只能以资料说话的根本原因。有论者认为,志书中有些事物写到一定时候,结论已呼之欲出,为什么就不能适当加以评论呢?因此提出志书可以“述而有作”或“述而精作”,作“画龙点睛”式的评论。笔者认为此议不妥,所谓“结论呼之欲出”,只不过是你作者自己的主观感觉而已,实际上你的认识水平仍然逃不出受时代局限的宿命。所谓“画龙点睛”,也许点得其所,但也可能点在了龙屁股上,南辕北辙。这样一来,志书的资料性、可靠性何在?所以述而不作之所以成为方志的一个原则,并不是偶然的,应坚定不移地坚持。
但是志书还有著述性,不是有闻必录,不是纯客观主义记述,要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其方法一是要求编撰者在资料的选择上要着重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资料,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钻牛角尖;二是在篇目、资料的排比上要力求科学合理,如可采用比较法(包括纵比、横比、兼比、联比、正反比等)、彰明因果法(通过对因果的记述体现政策是否正确,措施是否有力,方法是否得当等)、数据说话法来隐现观点。三是在语言运用、遣词造句上力求准确、规范,与事物的性质、性状相符合。如同属经济状况不好,建国前可称为“经济凋敝”,建国后就只能称为“经济发展遇到一定困难”等。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述而不作”,主要是针对志书的主体部分,即“述”、“记”、“志”、“传”、“录”、“图”、“表”7种体裁而言的。就志书整体而言,仍然有议论,主要表现在序言、前言、后记、修志始末等之中。
    ③ 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志体与史体不同,在编纂形式上,史体是以时系事,志体则是以类系事。史书以年代为经、事件为纬编著历史。在内容上虽然也很广泛,但更侧重于社会、人文方面,侧重于从纵的方面反映历史的连续性。而志体却要求分门别类地记述一方的历史与现状,“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在内容上具有综合性,即所谓“无不备载”,举凡一地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均在其列,被誉为一方之全史。横分门类指的是志书的结构,纵向记述才是志书的记述实体,又简称为“横分竖写”,至于怎样横分、如何竖写,在本节第二目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讨论。方志采用横分竖写的方式来撰述,是与方志资料性的本质属性分不开的。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是以资料说话的,所以在总字数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最方便的容纳资料的撰述形式就是方志所应该采取的形式。实践证明:“横分竖写”最能够满足方志的这一要求,所以方志“横分竖写”的传统能够延续至今而仍被广泛认同,决不是偶然的。
    ④ 以事系人,生不立传。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编修地方志不能离开对人的反映。以事系人、生不立传就是在方志中如何记载人的活动时应遵循的原则。
以事系人,又叫“因事及人”,即因记述某一方面或某一事情的兴衰始末时而涉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有关人物,主要在“传”以外的体裁中出现。它是编修方志时,处理人、事入志,特别是在世人物入志的基本原则。要求记人时只记述其与此事有关的一些内容,而不涉及其人的生平。以事系人不是事事记人,也不是人人都系,它只能系对历史发展或对某一事件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由于以事系人所记的多为在世人物,故应慎重,尤其在记失误时更应慎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以事系人常用的方法是水乳交融法,即把人与事、人与物糅在一起写,人随事出,人随物出,自然天成,水乳交融。
    “生不立传”原是编写史书人物传的重要原则,后借用到修志中,成为修志的传统原则之一。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盖棺才能定论,其原因部分与“述而不作,寓论于述”的原理相类似,故不为生人立传为历代志家所遵循。除此以外,生不立传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志属信史,立传人物都必须详加核实,以昭征信,特别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人还在世,他的人生历程还没有走完,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第二,生人的人生走向、发展趋势谁也难以准确预测。尤其是那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在世时往往身披无数美丽虚幻的光环,只有待其身后浮光才渐渐消退,现出真面目,这时才能对其一生作出较为客观准确的评价。第三,为生人立传,社会上各种关系常有私人请托而干扰人物传的编写,影响修志工作的正常进行。有的人对生不立传的原则不理解,认为有的人功绩甚大,但因为还活着,就不能为之立传;有的人功绩可能比活着的人还小,但因为已死,却反而可以立传,这不是以死人压活人吗?其实,持此论者是因对方志的特征还不够了解。方志具有连续性,是代代相济,永不断章的历史文献,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新方志20年修一次。一个人,如果他确实对历史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人不是神仙,总是要死的,因此它终会在某一届志书中入传。
    传要求全面写出传主从出生到去世的生平。当然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除叙其一生概况外,更主要的则是择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能反映其特点、个性的事件加以详记,以使所记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在述、志等体裁中写人的原则是因事及人,但在传里面写人则恰恰相反,是因人及事。前者是因为写到某件事,涉及到某人而写及某人在此一件事中的作用,仅此而已;后者则是因为要写某一个人,从而要求写及此人的生平主要行状。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方志编撰者不可不察。
    ⑤ 继承创新,突出特色。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我们当然应该继承这一传统。但继承不等于照单全收,而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对其进行创新。继承是为了发展,创新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只有继承,传统才不会中断;只有创新,传统才会发扬光大,才会永续生命力。方志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朝历代都有继承和创新,新方志当然也不例外。继承主要是指历代方志的一些优良传统和做法,如无不备载、横分竖写、以事系人、述而不作、生不立传等。在对旧志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新方志在指导思想、编纂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体例结构、文体文风、人物立传标准、突出特色等方面都应大胆创新。事实上,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编纂地方志应有自己的特色,没有特色的志书就没有光彩,就算不上是一部佳志良志。地方志的特色包括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三个方面。任何时期的方志都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的是时代的观点,记述的是时代的事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性是方志在时间方面的重要特征。地方性则是方志在空间方面的显著特征。地方特点是方志的本质属性,一部好的方志,必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编写方志时,应十分注意挖掘本地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与外地的不同之处,予以详记。同时又要很好地突出一个地方的整体特色,地方上特有、特多、特好事物必须浓墨重彩予以记述,并在篇目设计方面予以突出。突出专业特点亦即行业特点,主要是对一部志书的各分志或专业类志书的记述而言。首先要体现在各行业的社会分工上;其次突出专业特点要与突出地方特点相结合;第三要处理好专业与非专业的关系,做到以记述专业为主。